三秦文化·宗教·道教文化

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立教团组织和系统宗教理论的宗教有五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公教)、基督教(新教)。其中四个是从国外传入而不断中国化的，只有道教源于中国古老的文化本土，它虽曾旁收佛家等各家学说，但还是更多地表现出中华民族自身传统信仰的特质，故鲁迅先生有“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之说。

道教的远源有二：一为中国古代宗教，主要是自然崇拜和民间巫术;一为老子开基于关中的道家学说。其近源也有两个：一个是战国至两汉十分流行的方术。它直接构成道教信仰的中心层次，方士则是道士的前身。在三秦古老的大地上无论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生前身边都是方士成群，迷信长生不老，屡屡派人至蓬莱海上寻找仙人和不死之药;另一个是两汉流行的黄老之学。西汉初以帝都长安为中心流行无为而治的治国之学和天人之学，至东汉前期演变为养生之学，到东汉末年衍生为黄老崇拜，渐具宗教特点。而道教的真正创立则以张陵(即后世所称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现为标志。

张陵，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客居四川，创立五斗米道。建立据点二十四个，势力已伸向关中咸阳。他以为人治病为名进行传道，因入道者都要纳米五斗以为活动经费，因得名。其事业经子张衡、孙张鲁传播，信徒数万户。因为三张自称天师，后世又称之为天师道。

184年，巴郡(川北)五斗米道首领张修起义。191年，张鲁与张修联合率众攻杀陕西汉中太守苏固，并消灭当地豪族武装，夺取陕南汉中。后他又杀死张修，并多次击退益州牧刘璋的进攻，建立了以汉中为中心的原始道教的独立王国，并自号“师君”。张鲁政权不同于一般封建割剧政权，施行政教合一。不置长吏，以道教的各级祭酒主管行政。教民诚信不欺，广建义舍，接济穷人。这些独特的政治、经济措施不但深得当地民众欢迎，而且吸引关中流民由子午谷来附多达数万户。东汉末天下大乱，张鲁据险以跨巴汉凡三十载。215年，曹操发兵十万远征汉中，锐不可挡。张鲁逃奔巴中南山。其部下欲烧宝货仓库，张鲁以国家所有为由，力排众议，封藏而去。曹操下南郑，闻此颇为感叹，派人说服张鲁来降，并拜镇南将军，封万户侯，礼遇极隆。此后，五斗米道民众多迁关陇、洛阳、邺城等地，此派遂由西南转移至北方，成为魏晋道教的主要流派。

北魏之时，冯翊万年人寇谦之(365—448)，少好仙道，修张鲁之术。后与成公兴共入华山修道，而后又“守志嵩岳，精专不懈。”出山后，颇得太武帝信任，对五斗米道从组织到教义都进行了改革，创“新天师道”，道教一度成为国教，其思想对中国第一次灭佛运动影响很大。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西北道教活动中心在今周至终南山麓的楼观(台)。楼观道士的传授系统称为楼观道派。道教传说周代函谷关令尹喜在此结草为楼以观天象，故名楼观。后老子西来，应邀向尹喜传授《道德经》。元朱象先《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云：“楼观为天下道林张本之地。自文始(尹喜)上仙之后，登真之士，无世无之。”实际上楼观道派真正的开派人物是魏末西晋的梁谌。他是关中扶风人，托言尹轨(传为尹喜弟)降授道经。北魏太武帝时，致香烛于楼观道士尹通，从此四方请谒不绝。当时有道士尹法兴、牛文侯、王道义等四十余人在这里研布道化。孝文帝时，王道义等大修观宇，并组织门人购集经书万余卷。西魏文帝时，楼观道士陈宝炽奉诏入朝，声震朝野，王公士大夫趋之若鹜。北周武帝召楼观道士王延至长安，令校定道书。北周武帝沙汰道释，但仍特为楼观道士严达建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并选楼观之士十人居之，号“田谷十老”。北周静文帝大象间(579—580)，道教又有复兴。“楼观道在传播道教方面的显著特点是阐扬老子之道及宣扬老子西升及化胡之说，同时也较深地卷入了佛道之争;另一特点是，其教义由宣扬炼形之术，转而向义理化发展，强调‘神生形’与‘形神合同，固能长久’。”(参见《道教概论》，1990年中华书局版)《西升经》和《化胡经》是楼观道经书的代表作。其中《西升经》从宗教角度阐发了老子的“道”。它吸收了魏晋玄学“贵天”的思想，认为“虚无”是“自然”和“道”的根本，是万物的本原。对于佛教既有斗争，又有融合。是魏晋道教第一部义理化经书，标志着此期道教在教义上的一大发展。

隋代佛、道并重。文帝曾对楼观台做了大规模修葺。炀帝亦曾对著名茅山道士王远知持弟子之礼。唐朝诸王对道教更是推崇备至。老子，姓李名耳，被道教推为太上老君。李唐自认为是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国祖，立祠奉祀。李渊兴兵曾得楼观台道士之助。武德中，他亲赴楼观台拜谒老子，敕令扩建宫观，建宗圣宫。625年，李渊下诏定道教在儒释之上，为三教之首，确定了有唐一代崇道的基调，也开启了唐代佛道高下之争的先河。637年，太宗下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736年，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时，为了抑制李唐势力，篡唐改周，大力倡佛，对道教有所压制。中宗复辟后，重新崇道。尊老子为“万教之祖”，称老子是孔子和佛祖释迦牟尼之师。736年，下诏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以皇族宗室视之，位次亲王。他亲为《老子》作注，颁行全国。宠信道士张果、叶法善等，一度裁汰僧尼三万人。开元末年，道教发展至鼎盛。中晚唐佛道斗争日趋激烈。武宗宠幸道士赵归真，醉心道教。会昌三年(843)，禁断佛教和其他宗教，天下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会昌法难使佛教元气大伤，道教占了上风。三年后(846)，武宗食丹中毒而死。宣宗继位，杖杀赵归真等，恢复佛寺。宪宗、懿宗崇佛，七迎法门佛骨，长安侫佛之风甚嚣尘上，道教渐衰。

纵观唐代道教，丹鼎派和符箓派都有长足发展。而在道教义理化方面贡献较大的要推盛唐活动于长安二十多年的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他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建立了“主静去欲说”。认为通过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道“渐门”，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条修道阶次，就能达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于心无定而无所不定”的“泰定”境界，而最后得道羽化成仙。其静心无欲的修道理论曾得到睿宗、中宗、玄宗赏识并对北宋理学产生过一定影响。

司马承祯后，关中又产生了道教最著名的学者陈抟。陈抟，毫州真源人。生于唐末，五代后唐长兴中(930—933)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宋史·本传》)曾在武当山服气辟谷二十年，后移居华山四十多年。“独善其身，不干势利。”(宋太宗语)，与华阳隐士李琪、关西逸人吕喦(即吕洞宾)、终南道士谭峭等当时方外高人相过从。宋太宗时，中书宋琪曾问道于陈抟，陈抟说：“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此话闻于宋太宗，太宗益重陈抟，下诏赐号“希夷先生”。公元989年陈抟近百岁而逝。

陈抟一反过去历代名道多注重方术而缺乏宗教哲理的状况，从儒家《易》理中吸取了宇宙生成论;吸取老子“复归于无极”与“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的思想;继承了魏伯阳《参同契》模拟自然的丹道理论;融汇了钟吕金丹道的内丹炼养方术，形成了自身别具一格的宇宙生成论及炼养理论。他发展了道教清修派(又称丹鼎派)最神秘的内丹道，使之具有较为浓厚的哲理色彩，并厘定了内丹炼养方法的五个阶段(参见《道教概论》)，由于他对道教理论的突出贡献，道教称之为北宗“陈抟老祖”。陈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宋史·本传》)融合《易经》中的哲学思想与道教神秘主义，宣扬神学目的论的天人相通说，创立了对理学有重大影响的象数学思想基础。陈抟首创以图式解析《易》理，于华山石壁作《无极图》，宋代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就是在此启发下写出著名的《太极图说》的。

北宋后期，尊崇道教。北方逐渐兴起新型道教全真教。其创始人是陕西咸阳人王哲，又名王重阳。王哲生于北宋末年(1112)，精勇尚武，曾应金朝武举，但仕途并不如意。四十八岁辞官从道，开始在终南山(今户县境祖庵)隐修。以后这里成为全真派祖庭，号“祖庵”。他自称为吕洞宾化身得道后，立志“化人入道”，开始在关中传道。全真教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以《道德清静经》《心经》和《孝经》为经典，融合儒家心性学说和佛家的寺院制度，力破金石符箓之法，主张道徒不茹荤腥，不娶妻室，出家为道。以“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清修炼养为主要宗教生活。这样原来道教的巫求纵欲的倾向大为减退，而在炼丹术与五行说形式下包含的某些科学知识也随之摈弃。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更成熟了。王重阳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提出要“诱人还醇返朴”，“识本来之面目，使复之于真常，归之于妙道”。道教发展到全真，和佛教发展到禅宗、儒家发展到理学一样，都是中国的多元文化逐渐趋于一元化的标志。

1167年，王重阳更云游山东，在宁海建全真庵，全真教正式创立。在山东他收有汉豪族七人以为弟子，他们是：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号称“全真七子”。他们又分创遇仙、南天、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其中丘处机于1220年 *** 到西域雪山见到成吉思汗，被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于是全真教在元朝广为流传，盛极一时。1169年，王重阳与弟子马丹阳、丘处机等四人西归，至开封传道，次年在开封去世。其弟子在开封其旧居建重阳观(现名延庆观)，成为全真圣地之一。后弟子护送其遗骨归葬陕西其最早修道之处，即今户县祖庵。弟子王处一上书奏请于此处建“灵虚观”，丘处机又请改为“重阳宫”。1256年元世祖时更名“重阳万寿宫”。元代这里成为北方道教中心，居全真道三大祖庭之首，号称全国七十二路道教总集合点。盛时有道士近万人，楼观五千余间。至今保留有元大书法家赵孟覜等书写碑石三十一通，世称“祖庵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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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文化·结束语

本文所论述的三秦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秦文化，即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三秦文化。“传统”一词的使用一般是从历史视角出发的，它反映了一种历史意识。所以“传统”往往是与“现代”相对而言的，说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包含着时空的差距，从而也就赋予它们以转化的契机。我们考察、认识传统文化之根本目的就在于能够自觉地利用传统、转化传统，实现现代化。

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分门别类地叙述了三秦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还很不够，甚至还有重要失漏，但已表现出了三秦文化的丰富多彩与灿烂辉煌。它为中国传统文化增色生辉，也为积极发展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三秦文化是三秦大地儿女自古以来在生产劳动、相互交往、征服自然、自我更新、生活繁衍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在三秦大地儿女智慧的凝聚与表现。因而三秦文化就成为推动三秦大地历史发展的生命动力，三秦文化成为三秦大地历史的命脉。从本书所叙述的三秦文化发展来看，当三秦文化处于鼎盛发展时期(如汉唐时期)，三秦大地社会经济就繁荣、发展。所谓汉唐雄凤，不但表现为武功，也表现为文治，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当三秦文化处于衰落时期，三秦大地的社会经济也走向封闭、保守。反之，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清明、进取，也会积极作用和影响文化的发展。这就是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密切关系。研究三秦文化必须与考察三秦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

三秦社会历史铸造了三秦文化，三秦文化渗透与文饰了三秦社会历史。影响、作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究其要者不过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所谓内部因素主要是历史文化的原因，所谓外部因素主要是外部环境(包括国际关系)的原因。三秦大地数千年(主要是周、秦、汉、唐以来)的历史发展，并不是等速运动的，其前期主要表现为积极进取，向外开拓，其后期由于“八百里秦川”能够自给自足，与外界淡化了联系，因而逐渐走向封闭、保守。这种历史发展的轨迹，既可以从内部、外部找到原因，又必然地积淀和表现为文化心理和生存方式。这种文化心理与生存方式，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便是文化的二重性。

任何文化都有二重性，我们一般所论文化传统，多是从正面概括与论述的。三秦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二，纳异进取的开放精神与重视实用讲究功利的文化心理;三，求实尚礼的厚朴风气与酷爱传统文化的怀古心态。这些优良的文化传统既雕琢了三秦儿女的个性文化心理，又鼓动了汉唐盛世的雄风，塑造了三秦大地的历史形象。它使三秦大地光彩夺目。三秦文化不但是三秦大地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秦大地走向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与文化基因，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陕西，必须在利用陕西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陕西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必须同步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扬三秦文化的优秀传统精神，并积极地把传统转化为现代，使传统更辉煌，使现代更发展。

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呢?

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也就是积极地用现代意识、科学精神去改造传统。何以转化传统又叫做改造传统呢? 因为三秦文化除了有如上面所叙述的优秀传统之外，还有历史形成的负面积淀。这些负面积淀主要有：一，三秦文化的后期，逐渐沉浸于自给自足的封闭、保守意识，淡漠了周秦汉唐时期积极向外开拓进取的胸怀与气势;二，由于三秦文化的丰富多彩、灿烂辉煌，日益在三秦大地父老的肩膀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形成了“向后看”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有人陶醉于秦砖汉瓦、大唐雄风，却难于闻到电脑、宇宙飞船、自动化系统的时代信息;三，有人习惯于小生产者、家长式管理方式，划地为界、血缘纽带、目光短浅，缺乏前瞻意识与全球观念。

这些三秦文化的负面积淀，既与时代精神相悖谬，又可能成为陕西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阻力。我们研究三秦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欲变阻力为助力，转换传统，走向现代。所谓转换传统，走向现代，说得具体些，就是发扬三秦文化的优良传统精神，克服三秦文化的负面沉积，把古老的三秦文化改造成为富于时代气息、适应现代生活和需要的三秦文化。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一，以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发掘、整理、研究、弘扬三秦文化。“继承”是根本目的，所谓“批判”只是一种分析的方法，通过批判，分清三秦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以做到弘扬精华，舍弃糟粕;从传统出发，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二，把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卸掉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前进，把丰富多彩的三秦文化遗产，看成是推动陕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陕西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文化资源;三，继承、发扬周、秦、汉、唐时代的盛世雄风，积极向外开拓，寻找市场，引进人材，以开放的胸怀发展自己。昔秦所以能建大功，立大业，与开放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曾经做过秦国丞相的李斯在总结秦人成功的经验时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谏逐客书》)有气度重用“客卿”确实是秦国逐渐富强的重要历史经验。这是秦文化开放性的突出表现。

做到以上三点，便可以有效地发扬三秦文化的优良传统，克服三秦文化的负面影响，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使三秦文化在发展与繁荣陕西市场经济、培养与塑造陕西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创建社会主义陕西现代文化、推进陕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诸方面再创辉煌，大放异彩。这就是本文的要义，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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